辽夏金元临床各科成就
一、内科杂病
(一)内科杂病治疗上的百花齐放
热证治验与辨证论治刘完素以火热立论，故在临证上重视辛凉解表、表里双解、急下存津、清热解毒等治则，在具体运用时，从表里两个方面，提出医疗火热病的一套方法，尤其对使用寒凉药有其独到的经验。这对当时南方和剂局方盛行，惯于习用辛燥温热的时弊，无疑起到纠偏和补其未及的作用，刘完素对内科杂病具有丰富的治验，并时有创见。如他对咳嗽的证治，角色在病机分类和治疗用药上都颇有见地，关于消渴，着重在治法上按其上、中、下三消分治，治上消用人参石羔汤，治中消用顺气散，治下消闲八味丸，在临床上有一定实用价值。
驱邪主张丰富了内科杂病的治则，金代医家张从正扩大了吐、下法在内科杂病中的运用范围，并颇有治验。例如凡风寒宿食停滞胸膈上部，可用吐法；凡寒湿府冷或湿热侵犯下焦，可用下法。所以驱除邪气是张氏学术主张的核心，也是其治疗的根本原则，在疾病产生的前期阶段，对补与泻的关系则强调泻，对扶正与攻邪的关系则强调攻，这不仅对于纠正当时医界滥用温补的不良风气产生了重要作用，并且为丰富和发展内科杂病的治疗法则做出了贡献。
调补脾胃，升阳益气治法的创用：李杲既强调脾胃机能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在杂病治疗上也强调补脾胃，主张“升阳益气”、“甘温除热”等法，以增强人体本身的机能为主，开创了祖国医学脾胃枢机学说和治法研究的先河。在具体治法上主张采取一整套以升举中气为主的治疗原则，如治肺弱表虚证，用升阳益胃汤，治脾胃内伤，用补中益气汤；治肾阳虚损，用沉香温胃丸。其中，他在所创制的升阳补气法的指导下，针对脾胃病发展一套系统的方剂，运用极为广泛深入，临证上也有较好疗效，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并对宋元时期以及后世诸家形成内科杂病治疗上的温补学派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滋阴降火”治则及六郁证治，朱震亨吸取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三家学说之长，并博览群书，对滋养人身阴液有深刻的研究，阐述了抑制相火，保护阴精的实质。在内科杂病的治疗上，也就十分重视保养“阴分”的问题而善用“滋阴降火”之剂。他所创制的大补阴丸、琼玉膏等方，在临床上颇有价值，为后世医家所广泛应用。朱氏在论六郁证中指出，情志怫郁，会引起气机郁滞，从而创立“六郁”之说，即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他所创制的越鞠丸统治六郁，其中以治气郁和火郁为重点，对后世治疗这一类证候有很大的启发。
(二)葛可久治疗虚劳症的成就
虚劳病亦属内科杂证之一，在金元时期获得治疗方面的突出进步，主要反映于葛可久的《十药神书》中，《十药神书》是一部治疗虚症的专书。虚劳所包含的证候很广泛，葛氏所言之虚劳大抵为肺痨，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肺结核。此书篇幅很小，却相当精练。反映出当时的中医对肺痨病的临床表现及治法方药都已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
葛氏认为气血津液内亏是虚劳发病的根本原因。临床可见咳嗽、咯血、吐痰、骨蒸烦热、盗汗，形体消瘦，面色苍白而两颊潮红，口干咽燥、饮食难进，气力全无，以及小便白浊，遗精等等症状，这些描述是比较准确的。葛氏还指出了此病的预后很差，治疗也比较困难。
葛氏书中在提出了代表肺痨基本治法的十首方药，大致可分为四类，而益气养阴则是贯穿十方的总原则。
1、止血剂，用于咯血为主要症状者，葛氏认为肺痨咯血“大抵血热则行，血冷则凝，见黑则止，此定理也。”（葛可久《十药神书》2，人民卫生出版社，），因此首例十灰散以凉血止血。如若内有瘀血，则以花蕊石散活血止血。大出血，则以独参汤益气固摄。并提出咯血病人的护理当令其安睡，切忌惊动，这确是很有意义的经验之谈。
2、化痰镇咳剂，用于久咳不愈为主要症状者。其中保和汤具有润肺化痰止咳的作用，太平丸又兼能清热，沉香化气丸以清热下气，燥湿化痰为功，适用于虚中夹实之痰热望盛者。
3、清虚热剂，用于骨蒸潮热为主要症状者。书中只提出了保真汤一首方，旨在示人规矩。
4、补虚剂，葛氏的补虚剂凡三首，特点是以血肉滋补良品，如羊肺、白鸭、乌鸡、团鱼、指羊脊髓等等，加上滋补中药修治而成。其中润肺膏与白凤膏均为食疗方，为肺痨病人增加营养确是至关重要的治疗措施。
二、妇产科
金元时代，四大医家对病因各持不同主张，对妇产科疾病的辨证论治和诊疗方法各有发挥或创新。他们各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临证体验，丰富了妇产科学的内容，其中尤以李东垣、朱震亨贡献较大，富有实践经验，推动了中医妇产科学的进步。
(一)月经不调的辨证治疗
张从正善用吐下法治疗闭经，《儒门事亲》记有他曾用吐下法治愈闭经的验案，李杲和朱震亨对于调经，一偏重于补脾，一偏重于养阴，但都主张以调气为首要，则其所见相同。
李东垣说：“妇人病经，先柴胡以行经之表，次四物以行经之里，先气而后血也”，朱丹溪调经也是以四物汤为主，但较李杲有更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在《丹溪心法·妇人》中指出：月经先期而来是气血俱热，宜清气凉血，用柴胡、黄芩、当归、芍药、生地、香附；过期而来是气血虚，宜补气养血，用四物汤加黄芪、陈皮、升麻。经水将来或临行时腰腹疼痛是气滞血瘀，宜四物汤加桃仁、红花、莪术、玄胡、香附、本香。血枯经闭，四物汤加桃仁、红花；阴虚经闭，四物加苍术、牛膝、陈皮、甘草。另外，还提到肥胖妇女可有经闭不育现象。用导痰汤加黄连、川芎，成为后世辨证治疗月经不调的纲领。
(二)带下病证治
刘完素论带下，提出了湿热致病之说，纠正了过去概以白带属寒的偏见。张从正、李杲论带下，也都认为是湿热致病，但在治则上各有有同特点。纵观张从正《儒门事亲》中治疗带下的验案，擅长应用吐下、分利小溲的治法以导泄湿热。其治疗原则是从攻邪治实着手，而李杲《兰室秘藏·妇人门》则主张益脾胃、升阳泻火以清除湿热，是以扶脾治虚为本。因此，临床当辨虚实为其要领。
(三)产前调治和妊娠常见病
1、产前调治朱震亨主张产前安胎以健脾清热为主，对《金匮要略》妊娠常因当归散极为推祟，并有新的发挥。对胎漏、胎堕的发生，朱氏认为，是由于脾虚血热的缘故，同样采取健脾清热的调治方法。善用白术、黄芩，临证甚为效验。白术、黄芩为安胎圣药之说，实为朱氏的实践经验。
2、转胞(妊娠尿闭)的诊疗方法早在《金匮要略》中已有“转胞不得溺”的记载。朱震亨经过临证观察分析，进一步认识了妊娠尿闭的发生机理，并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处理方法。朱氏用服药探吐激发升提减压的方法，处理妊娠小便不通，其设想巧妙，具有创新之意。如若尿闭病情危急，宋氏更采用了阴道内托胎减压的方法，与服补药配合使用，体现了标本兼顾、内外结合的治疗原则。
(四)产后调治和产后常见病
1、产后调治《丹溪心法》列有“产后”专论，主张“产后有病，宜先顾正气”。产后水肿，必用大补气血为主，少佐苍术、茯苓，使水自利，产后大发热，此非有余之热，乃阴虚生内热耳，故以补阴药大剂服之，”又如对产后乳汁不行，则以通草、木通、猪蹄煎服”，采用了通络与补血并用之法，朱氏产后大补气血的调治原则对中医产科产生了较大影响。
2、阴道膀胱瘘验案报告朱震亨在《格致余论》中专列有“难产胞损淋漓论”。其中记有验案一例：“曾见因收生者不谨，损破产妇尿脬(膀胱)，致病淋漓，遂成废疾。一日有徐妇，年壮得此，因思肌肉破损，在外者可补完，胞虽在腹，恐亦可治。遂诊其脉，虚甚。余曰难产之由，多是气虚，难产之后气血尤虚。试与峻补，因以参、芪为君，芎、归为臣，桃仁、陈皮、茯苓为佐，煎以猪、羊胞中汤，极饥时饮之，至一月而安。盖令气血骤长，其胞自完，恐稍迟缓，亦难成功。”这一精辟见解和宝贵经验，为后世治疗本病奠定了基础。
三、小儿科
金元时期，医学由九科增至十三科，以小方脉命名的儿科和其他学科一样，也有许多新的发挥。这一时期，主要的儿科医家及医著是曾世荣及其《活幼心书》3卷、《活幼口议》20卷。另外，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宋丹溪四大医家，在儿科学术方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阐述，尤其在小儿病证治方面较以前有明显进步。
金元医家针对当时社会过分溺爱而致小儿发病的现象，提出科学育儿的方法和要求。曾世荣也认为，不使小儿衣过暖、食过饱，是保证小儿健康发育的重要措施之一。他曾作“小儿常安”歌：“四时欲得小儿安，常要一分饥与寒”(《活动心书》卷上)宣传他的育儿方法，颇得民众的欢迎，至今仍在流传。这对于维护小儿健康成长，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这一时期，对儿科常见病证治取得了较大成就。关于麻疹，滑寿通过长期细致的观察，发现小儿麻疹发病之前，往往“舌生白珠，累累如栗，甚则上颚牙龈满口通生，”(《麻疹全书》)，滑寿这一发现是我国描述麻疹颊粘膜斑的第一人。对于麻疹与其他疾病的早期鉴别诊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关于麻疹的治疗，张子和提出初期应以清热解毒、辛凉清解为主，发疹期宜清热透疹；皮疹正收及收没后，用滋阴清肺。并特别指出，在病程中“须防疱疹发喘”，即注意防止麻疹合并肺炎。
对惊风的证治，金无医家有其独到之处。如张子和善用攻邪之法治疗惊风，李东垣在《兰室秘藏·小儿门》中专列“治惊论”，提出“外物惊，宜镇心，以黄连安神丸，若心气动致惊，宜寒水石安神丸”的治疗方法。
对疳积，张于和《儒门事亲》不仅论述了身瘦疳热一类疾病的辨证和治疗，还对眼疳、牙疳等疳证作了详尽的阐述，所举甘露散、益黄散、四味肥儿丸、五疳消毒丸等方剂，一直为后世所沿用。金元时期治疗疳证的方剂已相当丰富，仅李东垣《兰室秘藏》就载有厚肠丸、中满分消丸、消痞久等十余首；元《原版启微》认为疳证为养护失调、饮食失节所致，主张用茯苓渗湿汤、升陈龙胆草饮子等，以升阳降阴。
另外，朱丹溪还用“声高气粗肺炎”来描述肺闭喘咳的症状，这在我国医学文献中还是首次使用“肺炎”一词。曾氏对小儿吐泻也有研究。他将吐分为冷吐、热吐、积吐、伤风嗽吐、伤乳吐等，将泻分为冷泻、热泻、伤食泻、水泻、积泻、脾泻、风泻、脏寒泻、疳积酿泻等加以论述，深化了吐泻病因病理的认识。小儿吐泻的治疗，张子和提出用桂苓甘露饮、五苓散、益元散等治疗暴泻或水泻不止；用养脾丸治久泻不止；用牛黄通膈丸治身热吐下：这些经验大大丰富了中医儿科治疗学的内容，为后世儿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四、外科与皮肤科
(一)外科急救技术：
如前所述，契丹族起于今东北辽河一带，于10世纪统治中国北部并建立辽代的多年征战中，与北宋对峙，公元年为女贞族金所灭。13世纪初，蒙古族兴起，先后在与金、宋的不断交战中最后统一了中国，建立元。在这三、四百年的不断相互战争中，外科医疗技术的发展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在辽、夏、金、元的统治者中，都得到了更多重视，特别是外科医疗急救技术。以下我们摘引几段史料以说明当时的外科医疗急救技术水平。“布智儿奋身力战，身中数矢，太组亲视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满体，闷仆几绝。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布智儿于牛腹，浸热血中，移时遂苏；”“忽林失……冲击敌营，矢下如雨，身被三十三创，成宗亲督左右出其镞。命医疗之，以其功闻”；“张荣……为流失贯眦，拨之不出，令人以足抵其额面拨之，神色自若；”“乱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郝)经母亦死。经以蜜和寒菹汁，决母齿饮之，即苏”；“李庭……攻沙洋、新城，炮伤左肋，破其外堡，复中炮，坠城下，矢贯于胸，气垂绝，伯颜命剖水牛腹纳其中，良久乃苏，”“(张)喜身中十八矢，一矢镞贯腹，闷绝复苏，曰：得血竭饮之，血出可生，世祖亟勒取血竭，遣人往疗之，疮既愈”；“赵匣刺亦陵三创，矢镞中左肩不得出，钦察惜其骁勇，取死囚二人，刲其肩，视骨节浅深，知可出，即为凿其创，拨镞出之，匣刺神色不为动”；“世诅过故马潼，得足疾。……召(许)因帧入视”，“道祖即位，录前劳，授荣禄大夫、提点太医院事”；“睦欢力战连中三矢、仆城下，太宗见而怜之，命军校拔其矢，缚牛剖其腹，裸而内诸牛腹中，良久乃甦，”（宋濂《元史》卷、、、、、、、，中华书局校点本），以上所引八条史料可以说明在元代外科急救技术有其明显的特点。例如其中三例使用剖牛腹去内脏，将外伤并发休克的伤员纳入牛腹腔的方法，既是一种能够避免不良刺激的安全措施，更重要的是这一方法有着极好的保温作用，可以促进休克获愈，特别在战场条件下更属难得。又如为了作好从肩关节拔除矢镞，要求首先对同关节的解剖部位和相互关系作出科学的了解，然后对矢镞所伤与应如何采取正确方向的拔除方法，有一个科学的依据和精确的判断，以提高成功的保证。
(二)外科疾病认识与医疗手术：
此期外科学发展水平虽不甚高，但在契丹族、党项族、女贞族及蒙古族政权的外科医疗手术水平方面，较其原有技术则有比较明显的提高。
关于阴囊积水，金·张子和叙述说：“水疝其状肾囊肿痛，阴汗时出，或囊肿而状如水晶，或囊痒而燥出黄水，或按之作水声……宜以遂水之剂下之，有漏针去水者，人多不得其法”。张氏关于水疝之论，明确指出其症状诊断“状如水晶”，“铵之作水声”，其治疗技术强调了“有漏针去水者”（张子和《儒门事社》卷2，《四库全书·医家类》中医古籍出版社影印，）。漏针，据考与《内经》所述之筒针类同，其设计实际上已与今之穿刺吸水在原理上很相近似。上述张氏的认识应该说在当时已是高水平的，特别治疗先用逐水法保守治疗，不效后用穿刺针(漏针)放水，更是很先进的医疗技术。
关于乳腺炎原因与防治方法，元·朱丹溪指出乳痈之发生是由于“窍不通而乳汁不得出”的关系，故在他防治措施上强调“初起应忍痛揉，今稍软吮令汁透，自可消散。失此不治，必成痈疖”。这些理论和防治方法都是符合科学原则的。
关于肿瘤之手术治疗：张子和在叙述胶瘤时指出：“一女子未嫁年十八，两手背皆有瘤，一类鸡距，一类角丸，腕不能钏，向明望之如桃胶然，夫家欲弃之，戴人见之曰：在手背为胶瘤，在面部为粉瘤，此胶瘤也，以（钅非）针十字刺破，按出黄胶脓三两匙，立平。瘤核更不再作，婚事复成，非素明者，不敢用此法矣”（张子和《儒门事亲》卷8，中医古集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医家类》本，），按其所论是对腱鞘囊肿之比较严重者的正确记述，张氏的手法治疗原则和方法都是比较科学的，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又如危亦林在论述蒂小体大息肉瘤的治疗时论述了系瘤法，即“用莞花根净洗……捣取汁用线一条浸半日或一宿，以线系瘤，经宿即落”（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卷19，四库全书本），此类手术在此期间的医学著作中还有记述，且其简便易行并能获得较好疗效而对明清有着较大的影响。
关于咽部异物(铜钱)的剔除术与医疗器械设计：《儒门事亲》载“一小儿误吞一钱，在咽中不下，诸医皆不能取，亦不能下，戴人熟思之，忽得一策，以净表纸，令卷实如筷，以刀综横乱割其端，作鬅鬙之状，又别取一筷，缚针钩于其端，令不可脱，先下咽中，轻提轻抑一探之，觉钩入于钱窍，然后以纸卷纳之咽中，与钩尖相抵，觉钩尖入纸卷之端，不碍肌肉，提之而出。”（张子和《儒门事亲》卷7，四库全书本），张氏钩取咽中铜钱的器械设计和方法要领等是很科学的，惜未得到推广改进和发展。元·齐德之为了疮疡深处给药，他创造了与现代注射器相似的银制筒子针。指出：“用锭子法匠，以银作细筒子一个，约长三寸许，随针下至疮痛处，复以细银丝子内药于筒内，推至痛处”（齐德之《外科精义》卷下，四库全书医家类，中医古籍出版社，），结合张子和创漏针穿刺放阴囊积水，不难看出金元时期医家在创制外科医疗器械方面的思想还是十分活跃的。
(三)外科手术、麻醉与止血：
关于外科手术，《世医得效方》“正骨金镞科·秘论”，载“肚皮裂开者，用麻缕为线，或捶桑白皮为线，亦用花蕊石散傅线上，须用从里重(层)缝肚皮，不可缝外重皮，留外皮开，用药渗待生肉”，其方法、步骤和要求的科学性又比隋代巢元方有所改进和提高，外科手术成功率的高低，与麻醉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此期对麻醉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用药量同麻醉深度间关系的认识和运用，同时还强调了个体不同耐量之差异、出血多少间的差异，如危亦林所论述：“先用麻药服，待其不识痛处，方可下手。或服后麻不倒，可加曼陀罗花及草乌五钱，用好酒调些少与服，若人如酒醉，即不可加药。被伤者有老、有幼、有无力、有血出甚者，此药逐时相度入用，不可过多。亦有重者，若见麻不倒者，又旋添些，更未倒。又添酒调服少许，已倒，便住药，切不可过多”。由于手术创伤、出血等刺激会引致病人虚脱、休克等，他强调必须给于病人“用盐汤或盐水与服立醒”，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创见。
外科手术成功率的高低，还与止血技术有密切关系，前代明确强调用于手术中止血并不多见；危亦林所记述的捆扎止血与现代的在出血近端处捆扎以断血源的止血完全相同。捆扎，外敷收敛力很强的龙骨、血竭等末，以及缝合等三种技术都有着比较可靠的止血效果。虽然并未说明用于外科手术中，但手术中出血用之应当说是意料之中的事。危亦林同时还记载了药物压迫止血法，他用“葶麻揉令极软，覆在伤处，缚定止血”。所有上述有效止血技术的临床应用，共同为此期外科手术中止血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对外科手术特别是较大创伤治疗的成功增加了更多的保证。
此外，关于腹股沟斜疝《儒门事亲》的论述则颇有见地，指出：“狐疝，其状如瓦，卧则入小腹，行立则出小腹入囊中……今入带钩钤是也”（张子和《儒门事亲》卷土重来《四库全书·医家类》，中医古籍出版社影印，）。所谓“钩钤”，即用铁丝之类编制的疝气带(罩)。江苏辽阴明墓出土的银丝编制的疝气罩，可能正是金·张于和所记的“钩钤”，或是其改进与发展。
皮肤病认识水平提高：金元医家的学术争鸣和创新精神，也促进祖国医学有关皮肤病的理论与实践，在不少方面别开生面，诊断或治疗水平进一步提高，并给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金·完素倡“主火论”，扩大了火热病的范围，许多皮肤疾患的发病机理，也以此阐发。
金元医家所创的许多新方剂，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皮肤科的治疗学内容，如李东垣之龙胆泻肝汤用于治疗肝经湿热下注所引起的阴肿、阴痒、阴湿等阴部皮炎湿疹类疾患，李氏普济消毒饮治疗头面部风热疫毒如丹毒。《丹溪心法》之二妙散与《世医得效方》所载苍术散，组成及主治相同，清热燥湿，用以治疗下部湿疮等，沿用至今，效果明显。
脓疱疮：《丹溪心法》论及外科用药法时曾谓：“脓窠疮治热燥湿为主。”并说：“疮有三种，脓泡疮，治热为主。”这是此一病名的首次见载。在《千金要方》有“风热毒”、“洪烛疮”之描述颇似本病。明·汪机《外科理例》用的名称也是脓泡疮，相当于现代医学化脓性皮肤病脓疱疮。
五、骨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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