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实践的双向观察者
——从罗江的艺术谈起
20世纪八十年代的反思潮流在启蒙与重塑的学术氛围中得以弥散。它既针对历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时也面对个人。无论是关于绘画艺术自律性的自省，还是关于视觉艺术的审美价值与功能价值的认知与探索，似乎已经成为新时期美术研究中的显学。这些话语在实践中体现为一系列有助于分类的艺术术语，从内容形式到美术功能的讨论都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固有观念。显然，艺术家在当下的谱系中所扮演的并不是某个角色或自己，而是单一地、不辨背景和来源地认同某个文本逻辑、创作逻辑、情感逻辑或语言逻辑[1]，而这些恰恰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罗江作为中国写意人物画代表性画家之一，是云南中国画承前启后的建设者，也是创一代新风的开拓者。本文通过重建话语思考及其语境试图重新回到个案研究中，思考艺术家参与现实生产中所遇到的动力与困惑，除了整体地再现艺术家个人的艺术造诣，同时也折射出他所处在的历史空间及其内在肌理的复杂性。
《写意云南男人》cmxcm7年纸本水墨
《写意云南·白露》xcm7年纸本水墨
《牧羊人》cm×cm年纸本水墨
Chap.1
20世纪中国画的题材与民族主义话语延伸出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密切相关。自三十年代末抗日战争爆发，边疆地区战略意义凸显。大量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从中心城市向西南地区转移。边疆写生成为艺术家实践的一种方法，同时作为带有纪实色彩的社会媒介，展开了一场标本化的记录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伴随油画民族化运动的兴起，边疆题材依然是绘画实践现代化的主要途径之一，艺术家再次将目光投向少数民族题材[2]。此时的中国正在全面学习苏联，艺术家遵循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进行写生创作，在题材的选择上凸显政治与功能性相结合。
因此，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多以描绘和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社会生活重要变革的场景为主。直至改革开放后，具有民族特色的乡土写实绘画以人道情感为基础，对艺术中的政治教条进行批判，绘画内容也逐渐从展现民族风情的猎奇和记录档案的描写转向追求生命精神的体现。此时的艺术家对西方早期现代主义绘画的兴趣在刻画乡土风情和人物的实践中找到了内容和形式上的契合点[3]。
《毕摩·祭》cmxcm5年纸本水墨
与我们熟知的这条创作路径发展不同的还有一群生长在民族地区的艺术家。他们自小生活在少数民族土壤之上，对少数民族人物的刻画是通过自己的童年回忆和对自身民族的感受自然生发的。他们所关切的时常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诉求有所背离，这些真切的生命体验在西南地区的红土地上被演化为一场观念行动，艺术家即是行动者也是话语的实践者。
《哀牢山系列之二》36cmx68cm5年纸本水墨
《哀牢山系列之三》cmx68cm5年纸本水墨
《哀牢山系列之四》cmx68cm5年纸本水墨
《哀牢山系列·红土坡之一》cmx68cm6年纸本水墨
《哀牢山系列·红土坡之二》cmx68cm6年纸本水墨
罗江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与很多同代人一样，他先后经历了知识青年下乡、改革开放和80年代新启蒙，又将自己的理想和启蒙冲动投射在艺术实践中。这些时代烙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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